在军旅女作家姜安心中，永远有一个“红色”情结。因为她的血液里有父母留给她的“生命基因”──

　她的父亲，1932年参加红军，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她的母亲，15岁就奔赴延安，奋战在对敌斗争前沿。

　许多年间，姜安的目光始终追寻着父辈的足迹，她的创作也集中于对“红色历史”的寻访、记录、追述。因而，她的笔下便有无数篇红色记忆的文章涓涓流淌。作家在这里记述的是，从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抵达俄界，到攻克天险腊子口期间的一段重要经历。――编者

　这个宁静的藏族小村庄给了匆忙行走的红军2日休整时间。毛泽东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的述说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驻留着一个地名──俄界。

　9月，我步入位于岷山腹地的达拉沟，寻访俄界村。天蓝，云白，山青，水秀。一条翻滚白浪的河流两岸，层林尽染。达拉沟，美得惊人，却又几乎与世隔绝。

　1935年9月11日早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率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不足8000人的队伍，进入了达拉沟。时年42岁的毛泽东，与参谋人员、警卫人员个个手握树棍，沿着一条上游称作“包座河”、下游称作“达拉河”的河床，行进着。

　随中央纵队进入达拉沟的成仿吾先生，这样回忆那一段行程：沿包座河上游行进，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湍急奔腾的包座河。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就只好攀悬崖，蹚急流前进。有些同志因失足坠入河中牺牲了。

　成仿吾先生的描述，不久就被我证实――越往沟内行走，山势越是陡峭。峡壁崛起，云遮雾漫，山道狭窄崎岖，湍急的达拉河在脚下流淌。

　71年前的秋日，毛泽东手拄一根木棍，时而涉水，时而攀棘爬坡……而他最担忧的，是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的安危。

　此前，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毛泽东请来红军最好的医生治疗，然而药品奇缺，病情不见好转。在那个清冷的早晨，周恩来高烧不退，仍旧处于昏迷状态。毛泽东不时回过头去，让参谋人员不断向后传话：“一定要保护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几位老同志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这个时候，行走在达拉沟中的毛泽东，身上、心上压着千钧重荷！那些日子，毛泽东与几位中央领导天天为“北上”问题与张国焘打“电报官司”。陶醉于权力之中的张国焘，更相信“谁有实力，就得听谁的”。

　9月10日晚，毛泽东等人行至川、甘交界处时，几位中央领导人研究后曾向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发出敦促电文，即《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

　“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1960年，毛泽东这样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感慨道。

　穿越层层叠叠的藏式木楼群，我的目光落在一幢面积15平方米的藏式小木楼上。这是毛泽东的“旧居”，位于村庄东头，是一座极普通又典型的藏式山寨土围墙木楼建筑。

　俄界，藏语译为“高吉”，系“八个山头”之意。这个村名，来自山寨背后有8个锯齿形的山头。俄界村地处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阻断南北通道。惟有一条发源于川北的达拉河穿行南北，沟通甘川。古人用兵征战，屡经此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公元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取此道。

　毛泽东住进这幢藏式小阁楼后，一放置好行装，就朝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走去……他在周恩来住的小木楼里反复叮嘱：要“多休息，养好身体”。那时，毛泽东最挂记的一件事是几天前从下巴西村紧急转移时，没有来得及向红军指战员解释党中央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此刻，8000人的队伍急需调整战斗部署、确定今后的战略方针。于是，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村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与会人员揭露、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同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确定了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计划。

　“俄界会议”还作出了“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决定，并通过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在最后总结时，毛泽东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这个宁静的藏族小村庄给了匆忙行走的中央红军2日休整时间，使这支先行北上的红军部队得以稍作休息，烤干衣服。红军在空巢般的俄界村住宿2日之后，把居住的房屋清扫得干干净净，把用具清点好，放置原处。

　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和严明纪律，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军队自诞生以来的崇高宗旨，而且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这使红军在日后必定会受到甘南藏区人民群众、土司、头人的同情与支持。

　1935年9月13日夜晚，这支红军部队离开俄界。沿着达拉沟，踏上险峻的白龙江栈道，朝东北方向前进……

　71年前，藏族山寨――俄界村，在那个金色的秋日里被红军留在身后。然而，这个藏族小村寨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个永久的“记忆”，被载入红色中国的史册。

　小木楼见证了一个关乎红军命运的战略部署过程。这里的一切，都与红色中国的一段重要历史牵扯着――

　决策旺藏寺

　一个初春的上午，我终于看见了旺藏寺，以及旺藏寺旁边的次日那村。

　1935年9月14日黄昏，正当菊花盛开的季节，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步入旺藏寺。毛泽东住进地理位置居中的次日那村内的一幢藏式木屋里。

　前一天傍晚，毛泽东率部队离开俄界村之后，就踏上了险峻的白龙江栈道，向旺藏寺方向走来。从俄界到旺藏寺有120华里。红军进入甘肃境内后，管辖这一地区百姓的卓尼杨土司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同时又受国民政府之命堵截红军，于是他指使属民把一些路段的铺板扔进河里，甚至把一些石孔木桩也拔掉。这样，行进中的红军就不得不停下来，一段一段地修复栈道。他们先把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向后传，传到有木料的地方后，再由红军战士把砍下来的树木一根一根向前传递……对面的山林中不时有人放冷枪，栈道上方也不时有人向下滚落巨石。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这一天，毛泽东全天只吃了一些炒青稞，喝了几口冷溪水。

　当时的旺藏寺，是方圆二三百里最大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有喇嘛四五百人。红军抵达旺藏寺后，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毛泽东则住在位置居中的次日那村一座普通的小藏式木楼里。

　小木楼，见证了一个关乎红军命运的战役部署过程。这里的一切，都与红色中国的一段历史牵扯着。白胶土夯实的小院，褪尽鲜木色彩和气味的门面、楼梯，被柴火熏黑的内壁，久已闲置的土炕……这些都仿佛让人看见，71年前曾居住在此的人依旧在这些物件间活动着。

　毛泽东刚刚住进这座木楼，就把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叫了进来，郑重地说：“王团长、杨政委，中央交给你们一个艰巨任务，以3天的时间夺取腊子口，能行吗？”

　二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明白，此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处境极其险恶。北有天险腊子口阻挡，向南无法折回，只有冲破腊子口才可能摆脱险境。王、杨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听此回答，毛泽东欣喜地拍拍二位指挥员的肩头，笑吟吟地说：“好！好！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说着，毛泽东叫警卫员端出一个小竹筐。竹筐里，装满了绿油油的青辣椒。毛泽东微笑着说：“这些辣角子，是这个藏民村庄产的。你们带上，现在就出发。路上打瞌睡了可以刺激一下嘛！你俩要记住，3天啊！还要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走！咱们到外边看看。”此时，土坎下的小路上早已整齐排列着红四团的全体官兵。他们个个身背大刀，手握钢枪，正待命出发。毛泽东挥动手臂，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彻底打破蒋介石、胡宗南、鲁大昌的堵截，攻克腊子口，冲出岷山，到抗日前线去。现在，我命令英雄的红四团出发。”

　深夜11点，红四团的全体官兵个个身背大刀、手握钢枪，向腊子口奔袭而去。毛泽东叮嘱王开湘、杨成武：“我就跟在你们后面，有情况多向军团首长报告。”说罢，目送他们消失在山间路旁的灌木丛中。

　毛泽东兑现了他对红四团二位指挥员的承诺，于东方发白时离开了次日那村。

　当我陷入对那一段历史的回忆时，村民们喊来了“次日那革命遗址”的守护人──当年毛泽东居住的小木楼主人的后代。这是一对年轻的藏族夫妇。他们打开了“毛泽东旧居”的院门、屋门。这个家庭，不但为红色中国贡献了一院可供中共领袖们歇息的木楼，还义务管理、修缮着它。由于这个藏族家庭的悉心呵护，毛泽东住过的小木楼、土炕至今保存完好。

　离别这个曾留下了红军足迹的藏族小村庄时，我频频回首，留恋的目光中全是祝福。我真诚地祝愿这个已被写入《中共党史》的藏族小村庄，永远美丽，安宁。

　卓尼土司杨积庆做了一件违背蒋介石命令的事情：给红军开仓放粮。这为处于危难之中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大义杨土司

　高日卡、娘里宁巴这两座大山，坐落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境内，山峰耸入云端。山体间垂直分布着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生存的植物种类：山下，是原始森林；山腰，是高山草甸；山顶，积着一层厚雪。

　1935年9月15日拂晓，毛泽东率领20多名参谋、警卫人员从次日那村出发，跨越滚滚的白龙江后翻越高日卡、娘里宁巴两座大山。

　当时，天空正下着大雨。高日卡、娘里宁巴大山云雾缭绕，毛泽东一行冒雨翻越大山，直到傍晚才钻入一片名叫“拿合窝（野狼滩）”的原始森林。此时天色昏暗，细雨蒙蒙，红军官兵手拉着手，摸索着向前行进……有几位挑东西的红军，因为路滑又看不清地面而连连摔跤。毛泽东看一眼四周，下令“就地休息”。那一夜，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有人在山林中放黑枪。然而，毛泽东所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

　原来，自从红军进入达拉沟后，他们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感动了躲在密林丛中窥视的藏族群众。红军住宿俄界村、旺藏寺、次日那村时，“红军与藏族人是一家人”、“红军北上抗日，只借路不抢占地盘”的标语，贴在村口、路旁，把空荡的村庄、房屋清扫得干干净净。红军的所作所为，立刻被藏族群众报告给了管辖此地的卓尼土司杨积庆。杨土司深受感动，联想到以往自己的辖地常有国民党军队骚扰，派差派捐更是多如牛毛，于是已经奉命“堵击红军”的藏族土司，虽然集结了数千藏兵，但他决心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承诺，给红军让出一条生路。

　接下来，卓尼土司杨积庆做了一件违背蒋介石命令的事情：他暗中派心腹与红军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红军。特别是当杨土司得知红军粮食奇缺、正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后，更是对身处绝境的红军产生了同情，立即给自己的部队下令：“不要打，不要抢红军，（给红军）开仓打粮！”接着，他又写信给下迭部仓官杨景华。杨景华遵照杨土司命令，立刻为红军开仓放粮，将一仓囤积的50万斤小麦全部接济红军，再打开另一仓放出半仓粮食，让红军的粮袋里全部装上新粮食，解决了红军粮草不足、人困马乏的燃眉之急。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怀着感激之情，在粮仓的仓板上写道：“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并在仓内留下江西苏维埃纸币两捆，作为粮款。各单位也如数留付粮款、感谢信，每个单位还在仓板上写下了本单位的番号、所拿粮食数目。

　今年9月20日，我来到崔谷仓遗址。粮仓已经坍毁，只剩几堵残垣断壁，依稀可为那一段美好故事作证。在崔谷仓附近的村寨中，几位藏族老人还能记得当年红军路过村寨、从仓中取粮的情景。有位藏族老人还说自己名叫“红军”。这令我惊异不已。原来，这位藏族老人出生在红军长征路过崔谷仓之时，于是他的父母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还有一些同样出生在那个时期的藏族人，也被父母起了“红军”之名，以作纪念。

　是的，一支军队能否被人民群众拥护靠的是行动。假如没有沿途各民族同胞的鼎力相助、配合，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就不可能保存我们的党、军队、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各路红军队伍在长征途中寻找、邀请了2800多位向导（通司）。可以说，长征不仅为人类军事史创造了罕见的奇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充分体现的光辉典范。

　不幸的是，由于杨积庆土司屡次为长征红军开仓、让路，国民党反动派以“私通红军，借粮让道”之罪名，于1937年8月25日将杨土司暗杀于博峪藏区。新中国成立后，红军将领、当年主攻腊子口的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得知卓尼土司杨积庆被暗害的噩耗之后，万分惋惜，亲自为“杨积庆支援红军纪念碑”题写碑文，以缅怀这位大义、爱国志士在非常时期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

　我总觉得，“云贵川”还活着，他一定就在共和国的某个地方安度晚年。如此忠贞、勇敢、机智的士兵不会死――

　腊子口传奇

　步入腊子口。我不敢认定那一段故事的真实性。两山对峙，如刀劈斧削一般！

　可是那个传奇毕竟发生了！1935年9月16日的夜晚，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红一军团军首长率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冒雨抵达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乡。“腊子”系藏语译音，意为“险绝的峡口”。这是红军进入陕甘、不再退回草地的惟一通道。两天前，红四团在旺藏寺受命“3日内抵达腊子口”。他们携带毛泽东赠送的用以“提神、解困”的一竹筐青辣椒，冒雨强行军2日，越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座座独木桥，穿越松涛呼啸的深山老林，如期抵达腊子口。

　此刻，呈现在红军面前的是：驻守腊子口的国民党鲁大昌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已在狭关险隘设立了卡哨。鲁大昌让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重兵在腊子口重重设防，还在岷州大拆民房，以扫除障碍，扩大射界，增设碉堡，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红军将士刚刚经过雪山、草地，体质虚弱，突破腊子口困难极大。这注定是一场恶战。

　9月17日下午4时，红四团的先头部队一营开始在腊子口接敌。因为是白日作战，周围全是石山，无法隐蔽，一营被敌人挡了回来。在此情况下，红四团的二位指挥员亲率全团的营、连干部深入阵前，观察地形。经过反复侦察、审问俘虏，再分析一营攻击时敌人暴露的火力情况，指挥员总结出敌人有两个弱点：一是敌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的敌兵集中在正面，山顶没有守敌。团指挥员立即在离腊子口200米远的一片小树林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战斗方案，接着又召开连队“士兵大会”。有一位贵州籍苗族战士“毛遂自荐”，说：“我能爬上悬崖。只要有一人能上去，就能上去一个连、一个营。”

　事关大局。团、营干部专门找那位战士谈话。据杨成武回忆：他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他的汉话说得还不太好，但能听懂。究竟他有什么好办法呢？他说：“我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绝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全团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苗族战士身上。团长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他送过湍急的腊子河。只见他腰缠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接成的长绳，手拿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的歪脖子树根，用力拉了拉，于是两手使劲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夕阳里，他忽而攀登，忽而停下，瘦小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攀上了崖顶，将随身带的长绳从山头放下来。

　为了麻痹敌人，此刻，杨成武在正面指挥二营六连向守桥之敌发起猛攻。六连连长杨信义、指导员胡炳云率部向敌桥头阵地接近。不多时，毛泽东再次派人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肩负红军命运的红四团，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再次向敌发起猛烈进攻。可是，接连几次仍无法接近桥头。守敌扔出的手榴弹，在桥头堆起厚厚一层。杨成武交待党支部书记罗华生，从党、团员中抽出10多人组成突击队，其他同志原地休息。

　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展示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一支由党团员组成的“突击队”虎虎生威，其中一路顺河岸崖壁摸到桥肚子底下，攀桥桩爬到对岸；另一路手持大刀、手榴弹向隘口独木桥扑去……火光冲天，杀声震耳。经过两小时激战，腊子口被一举夺下。

　半个世纪后，美国记者哈里?索尔兹伯里以极大兴趣重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述“腊子口战役”：大约三十至六十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深重的夜幕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短刀。没有攀登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接在一起，抓着它攀登……部队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麦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遗憾的是，人们没有记住那一位立下赫赫战功、被战友们称为“云贵川”的苗族战士的名字，只记住了他的绰号。但我总觉得，“云贵川”还活着，他一定就在共和国的某个地方安度晚年。如此忠贞、勇敢、机智的士兵不会死！因为他已经把个人的追求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个人类精神的“制高点”，连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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